广东广雅中学  杨之湄

我的家里珍藏着一张照片：92岁高龄的外曾祖母，坐在山东老屋的门楼下，面色祥和，静静地向远方遥望。石砌的门楼已经有些破败，门楣上有一块锈迹斑斑的暗红色铁牌，殷黄色的文字依稀可辨：“革命烈士家属”。妈妈说，这张照片就是外曾祖母后半生的缩影。

1947年，解放战争接近尾声。9月15日，外曾祖母年仅19岁的大儿子——我的大舅公，毅然参军，被编入徐向前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78师534团。

大舅公年纪小，又瘦又矮，像个孩子。当年军备物资缺乏，大舅公临走的时候连支枪都没有发，扛着一把铁锹便跟随大部队奔赴山西。当时，临汾城虽已是孤城，却被国民党经营成了“铜墙铁壁”，固若金汤。1948年2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一万多人的先遣部队，准备强攻临汾东关，开辟登城突破口，大舅公就在其中。后来，与大舅一同参军活着回来的老乡带回消息：强攻东关前夕，部队给战士们每人发了两个白面大馒头和一块拳头大的红烧肉。大舅公一手拿着两个馒头，一手举着插着红烧肉的筷子，对他说：“老郑，明天轮到我去打临汾，你要是能回老家，跟我老娘带个信儿，就说我回不去了。”

从此，大舅公再无音讯。

1952年，当年一起参军的老乡都陆续有了消息：挂了彩的，养伤复员后回来记了功；牺牲了的，部队派人来郑重地颁发了烈属证。可是，大舅公却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于是，外曾祖母便拖着一双小脚，踏上了寻子之路。

两年间，外曾祖母去了胶南县，去了青岛市，去了济南军区，最后她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烈士陵园。放眼望去，一尺见长的小牌牌密密麻麻地插满了小山坡，在这些牌牌上，有的只写着一个姓，有的只写着一个名儿，有的就只写着出生地。

外曾祖母在烈士陵园里来来回回走了三天，始终没有找到大舅公的牌牌。一直陪伴寻亲的部队领导对她说：“当初上战场前，战士们在自己的衣服、帽子、鞋子上全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和籍贯，一旦牺牲，活着的战友哪怕找到一片衣物碎片儿，也能算作牺牲者的明证。” 那位领导接着说：“大娘啊，好些个战士，牺牲了连个衣服片儿都没留下，您上哪儿找去啊？回家吧！”

外曾祖母回家的时候，是胶南县的部队领导送回来的，一同送回来的，还有那块鲜红的“革命烈士家属”铭牌。部队领导将这块铭牌高高地钉挂在老家院门的门楣上，从此家族的门上多了一抹“家族红”。妈妈说，几乎每天黄昏晚饭后，外曾祖母都会在院门门楼里——这块铭牌下面坐一小会儿，静静地向村口张望。

2021年暑假，妈妈带着我，沿着外曾祖母的足迹，来到了临汾市烈士陵园。在向工作人员征询时，我们竟然在烈士名录里意外地看到了大舅公的名字：

“尤增桂（1929年8月-1948年2月），男，山东省胶南人。生前是一七八师五三四团的战士，1948年2月在临汾牺牲。”

此时，展览厅里一直在循环播放着一首歌：“在茫茫的人海里，我是哪一个？在奔腾的浪花里，我是哪一朵……山知道我，江河知道我，祖国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我……”

从我记事起，妈妈就经常给我讲述外曾祖母和大舅公生离死别的母子情。大舅公短暂而英勇的一生，外曾祖母平静而坚忍的后半生，让年幼的我很早就懂得了要珍惜眼前的安宁和幸福。外曾祖母是一位英雄的母亲，更是一位母亲英雄，她那张珍贵的照片，连同那块悬挂在老屋门楣上的“家族红”，永远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。

指导老师/钟秀平